从秦汉到明清，中原官话仍然是古代汉语的主旋律。
秦汉以后，中国的语言文字仍然沿用夏朝的语言文字。《说文解字词典》出现在汉代:《切韵》是隋朝定都长安后编纂的，确定了建康方言的标准。换句话说，《切韵》的音韵是以江南音韵为基础的，江南音韵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统一标准。《唐云》是唐代的一部字典，它把长安方言作为语言和文字的统一发音标准。宋代的《广韵》、《集韵》等辞书是在唐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当时东京边良的方言为基准音。
第一，秦的《同语书》和《语同韵》是以当时的河南方言为基础的。
春秋以后，关中地区归秦国所有。秦人驱逐了狗戎，但在秦人向西发展的过程中，大量戎人进入关中，并入秦人。相应的，秦人的语言中也有一些戎人的言语成分。战国时期，东方国家的人民对秦人评价不高，甚至视秦人为蛮夷。我觉得秦人和东方人在语言上的差异也是秦人被歧视的一个原因。春秋战国五六百年间，洛阳一直是世界的中心。周王室的权威虽然不再，甚至一落千丈，却蜷缩在洛阳周边的小范围内。不过洛阳城毕竟是天子的都城，很有象征意义。以洛阳为中心的雅言也成为了华夏人的共同语言。就连孔子来洛阳向老子求礼，向长虹求乐，也学会了谦让。孔子在后来的教导中用的是仁慈。《论语》说:“孔子说话有礼貌，诗词书法有礼貌。”在秦始皇时代，秦始皇在赵邯郸长大。邯郸的语言和风俗自古以来就融合了豫、卫、卫。再加上李斯(上蔡)和吕不韦(濮阳)都是河南人，所以当时秦的宫廷里盛行豫北方言，而民间语言则是关中的秦方言。后来李斯等人提倡的语言文字结合，就是以当时的河南话为基础的。
可以记载的是，秦统一天下后，各原国都有自己的方言。在官场，公开场合是周朝的“雅言”(关中话和河洛话的混合体)，台下“多方言”并行。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宰相李斯在秦始皇的支持下，实行“文字同语”、“车同轨”、“语同韵”、统一计量的政策。于是，语言和文字逐渐趋于统一。需要注意的是，秦朝的都城虽然在陕西咸阳，但统治主体绝大多数是河南人。到了汉代，尤其是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后，语言文字更加完善和规范。
当然，当时的“河南话”和现在的河南话完全不一样，和我们祖先的粤语差不多，但也有一些不同。
二、夏商周三代传承下来的“罗语”是汉代的雅语。
西汉采取“以关治关”的策略，是对整个东方的防范。西汉都城也在陕西咸阳，国家语言为“罗语”，继承了先秦时代的典雅。标准语称为“音”、“雅”、“通用语”。这是因为西汉早期的官员和大臣都来自东方，如刘邦、萧何、韩信、张亮、关英、陈平、周波、李诗琪等。他们几乎都来自中州方言区。刘邦说的虽然是彭城一带的方言，但那是当时豫东的语言体系。时至今日，在苏北、皖北，他依然说着河南话，听着豫剧。但几代之后，他们逐渐接受了关中方言。变成了河南话和关中话的混合体。但是，共同语言不是关中方言。应该说，整个西汉时期，关东地区的民众对关中地区的方言并不接受。
东汉以后，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相继建都洛阳，继承汉朝音韵，以洛阳雅言为国语。来自南洋的刘秀在洛阳当了皇帝。整个东汉时期，东西方人民终于融合了。我们汉族的最终形成是在东汉时期完成的。当时风靡世界的汉语，也是在原有先秦时期雅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汉语绝对是以洛阳语为主。
(3)两晋南北朝时期，河南话是主导语言。
西晋继承汉朝，定都洛阳。当然，罗语是国语。
永嘉之乱，推翻，东晋迁都建康(南京)，罗方言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称五音、南京话，实际上是河南洛阳、开封方言与各地方言的融合。今天的南京话北方人听得懂，出了城就不行了。这就是原因。在南朝刘义庆撰写《世说新语》的曾云，北方人逃到南方，群居，带来了语言。南方的文化不如北方浓厚。北方人抢占了吴语的地盘，大量的北方人覆盖了原来的吴语地区。比如刚刚灭掉南方的孙吴，孙吴的一些人来到了西晋的都城洛阳，被人嘲笑他们的话。
其实从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天下动荡，四分五裂。但言论还是比较稳定的，始终以洛阳言论为主。比如南方地区，东晋到宋齐梁陈，建都在建康三百年，贵族却坚持在洛阳等地说河南话。比如谢安，他以自己的豫东方言为荣。《晋书·谢安传》生动地记载了谢安有鼻炎，说河南话时鼻音有点重，江南的人也纷纷模仿。对于当时江东的贵族来说，说一口标准的河南话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至于北方，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下令“破北方方言，重口音”。这里的口音是当时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话。这里举个例子:南朝时，陈庆之北征洛阳，被人瞧不起，说话也不会客气，被人讥讽为“既不是物种，也不是名门望族”。很明显，洛阳雅言站占据了主导地位。
南北朝官方语言有三种:南朝包括刘崧、南齐、南梁、陈楠，基本沿袭以洛阳话为基础的金陵雅音。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除了西魏和北周的官方语言使用长安官话(三肥)，东魏和北齐的都城都在今天的河南安阳，官方语言无疑是古河南话。北魏是鲜卑政权。它从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后，就处于少数民族开始统治汉族的世界。实行鲜卑人与汉人“同音”、“同源”、“通俗化”、“通婚”的政策。官方语言必须是洛阳方言。此时，北魏孝文帝是保护和推广“洛阳尹正”的功臣。他不仅确认了洛阳读音为标准音，而且直接影响了隋唐时期的语音。
晋代的福建也很尊重唐朝的古音。[唐]《永嘉行》诗云:“北人避胡于南，南人尚可谈金。”(背景:西晋“五种野花”，大量官员南迁)。晋江有个诗社，传承了八百多年。都是读古音诗(文言文)。国家语委鉴定这个古音源是在唐代，美国汉字图书馆有本书声称晋江方言有古音，与古韵书的反切分音一致。晋江因多为金移民而得名。影响最大的一次是唐朝，河南光州固始县一万多人避难南迁。当时的晋江位于南安丰州，管辖范围包括厦门、同安、泉州的大部分地区。这在各种客家书的语言部分和《闽南话》中也有记载。
(4)隋唐时期的主导语言是中州音韵。
隋唐统一后，都城主要在长安。长安通常是法定首都，洛阳是首都，但几代人都在这里生活过。但由于几百年来形成的约定俗成，标准语言是洛阳地区的语言。唐朝继承隋制，隋唐国家语言为洛阳“汉音”，隋唐定都洛阳。此时，中原的雅音在与各民族交融后略有演变。隋朝统一中国后，开始了编纂《大一统汉》的工作。
隋文帝仁寿元年间，[隋]陆法言吸收了前人韵书的优点，特别是纠正了西晋吕晶《韵集》的不规范之处。参考南北语言确定的一套规范语言是《洛阳音》，编写了一部名为《切韵》的汉书，共五卷，一万一千五百字，193韵。今天语言学家说是基于洛阳雅音和金陵雅音。它已成为古代音诗考据的基础，是研究中古汉语音韵的主要材料，也是重要的汉语工具书。由于《切韵》代表了中国研究语音的规则和标准，因此《切韵》成为中国第一部音韵学经典。孙匡的《唐律》、陈彭年的《广韵》以及宋代的其他韵书都是以《切韵》为基础的。《切韵》被公认为是追赶上古汉语，启蒙唐宋汉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至于唐朝的语言，一般认为是“唐朝承隋”。不言而喻，河洛话是主要语言。唐中宗史、班著《补短切韵》一书，也在《切韵》的出版上有所失误，增词注韵195首，比《切韵》的韵数还多。如果缺10点以上，最重要的是加“宽”和“严”两个韵，更多的是归韵(小韵归大韵)。按敦煌本和宋联跋本计算，约有5000余字。成为隋代继卢法言《切韵》之后影响最大的更新版本。唐玄宗初年(732年)二十年后，上述[唐]孙冕写的《唐云》是对《切韵》的一个有影响的补充。唐朝初年被定为官韵。唐朝贞观年间作为教材，要求各地在写作和写诗时以此为准绳。初唐时，许等人曾要求将《切韵》中的窄韵和邻韵合二为一。这在客家话中有所体现。祖籍陇西季承(今甘肃秦安西北)的唐门小说家李复曾说:“中国合拍之处，不如过东都，住天地，甚正。”历史上有记载，唐朝皇帝上朝时不小心说了句陕西话，还受到了御史的批评。
洛阳音是唐朝的标准音。这里有一个例子。武则天时期，靠知会在朝廷做官的侯思之很少读书。有一次，他在朝廷对其他大臣说话时，没有按照当时洛阳的标准读音把“猪”字念成“diyo”，而是按照首都长安的读音念成了“jyu”，闹了个笑话，当场被大臣们嘲笑。武则天听到这个故事时忍不住笑了。这个小故事说明，在中国古代的上流社会，在正式的交际场合，他们还是以“洛阳读音”为荣的。正如[唐]李富《刊误》所言:“汉音切，胜于东都(指洛阳)，居天地，甚正。”
(5)宋代官方语言，“中原语音”贯穿始终。
1.北宋的通用语言是由汴梁方言和洛阳音结合而成的“中原音”。
北宋时期的共同语是以当时的中原方言为基础的，当时的汴京方言是中部方言。因为洛阳是西京，靠近汴京，和他们的方言关系密切，而且从历史上看，夏洛语音一直是中古中前期中部方言的标准语音，所以在通用语中应该有很多洛阳方言成分。“中原尹正”作为古代的一种强势语言，不仅河南人说，河南周边的陕西、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也说。它是中国最大的地方语言。从国家通用语降级为地方语言也不过二三百年。【明】陶《说教》(卷五)引(明《武统堂》)。寇准，宋代著名人物，陕西渭南人，丁伟宋朝一大臣(后任宰相)(浙江苏州府常州县，今江苏苏州)曾在“衙门”讨论“正音”问题。丁曰:“不然，唯学者为对。”。综合起来，他们的意思是洛阳话不是标准发音，只有“洛阳读音”才是“唯一标准”。请注意，他们是在首都东京(汴梁)讨论这个问题，但他们不是用开封话作为标准发音。一些语言学家记录了这一点。[宋]陆游注老安学:“洛阳是中原唯一读音最正确的地方。”[宋]鲁《盱眙旅社》:“浙近中原声好，不知淮水是天涯。”【宋】《碧螺子》中也说家“选材精，用心深。五百年，有正音。”南宋陆游也说:“洛阳是中原唯一读音最正确的地方。”
北宋的通用语，从元末明初流传下来的小说《水浒传》中略知一二。但是，它的发音和中原的不完全一样。语言学家和客家学者认为，宋代的通用语在今天的客家话中保留得很好。如果用宋代的字典来看它的发音，和现在的客家话基本一样。中国语言文字委员会记录的一个古代汉语的模拟发音，宋代的“普通话”其实和“客家话”很像。
这里就举几个广西客家的例子:《敕勒歌》中的“笼盖四野”，南北朝时佚名。天空灰蒙蒙的，很野，出现了两个字“野”。“y m 4”(不是y ě)的古音和现在客家人的一样。唐代杜牧《山行》:“寒山上石径斜”，于寺中杜甫《秋风暮斜》。“斜”的古读音为“xiá”(不读xié)，与现今客家话中“斜”的读音一致。
杜甫《于淼》中“蛇”的读音与客家话相同。【宋代】苏轼《浣溪沙》中“南村北响”的“车”读作“ch ē”(读作cā)，客家人则称车为“cā子”。数字“1，2，3”在古语中读作“yρ，nτ，sān”，“3”的读音与今天河南的“Sa”相同。《木兰诗》中的“爷”字是指父亲，客家话中的“爷”字也是指父亲。《扁鹊会蔡桓公》中的“扁鹊看了桓侯一眼就走了”的“走”在宋代等古汉语中是“跑”的意思，而客家话中的“他好走”是“他跑得很快”的意思。“飞走”，也就是“快跑”。
由此可见，客家话中仍然顽固地保留着许多古代汉语如宋代的音义，尤其是“在桂东偏远山区，至今仍保留着宋代的官方语言”。
2.南宋官话不同于北宋官话，是受吴语影响的汴京话和临安话的结合体。
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灭亡后，黄河流域大量人口南迁，移民潮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年。自绍兴元(1131年)以来，临安(今杭州)一直是南宋的“临时首都”，此后143年一直是南方的政治中心。所以从北宋都城开封南迁的大部分皇族和部分皇族、官员都集中在临安。这些移民由于身份特殊、数量众多、居住地集中，在杭州定居后仍说开封话，因此在杭州形成了一个开封话岛。杭州也有北方其他地区的移民。他们的原生方言和杭州话差别很大，但和开封话比较接近，自然会选择向开封话靠拢。开封方言已经成为朝廷的官方语言和杭州的强势语言。为了对付这群占统治地位的开封人，杭州的土著不得不做官，上学，做生意，当佣人，只能学开封话。久而久之，开封话成了杭州方言，完全取代了南宋官话的官方语言——原方言。
所以南宋通化是受吴语影响的汴京话和临安话的结合体。
至于郊区，吴语受汴京话影响不大，主要受临安话影响。
宋代官话与隋唐中原音韵有直接关系。比如大宋的广韵、集韵、礼部云略、重建广韵，也是以隋唐的广韵为基础的。【宋】《广韵》共5卷，206韵，其中平仄韵57韵(上声韵28韵，下声韵29韵；上声韵55，下声韵60，上声韵34)。每一个声调中的每一个韵都与其他声调中对应的韵有一定的搭配关系。入声韵只配阳韵配鼻韵，不配阴韵。这样，原则上每个阳韵都有一个四声搭配。每个元音都有三个音调相匹配。音响系统比较清晰。【宋】宋简《集韵》的韵数与《广韵》相同。只是韵脚用词，有些韵脚的顺序和下面韵脚注的同用和独用略有不同。【南宋】王应麟在《玉海》中记载，宋初年，贾昌朝还号召“十狭韵之三，为士所通用”。宋代丁度等人奉命编撰《集韵》，是对宋真宗旌德《韵略》的修订。【宋代】丁度等人写的《礼记》的韵之所以叫韵，是因为它比《广韵》、《集韵》简单，因为它讲究的是常用的字和音。陈彭年等人根据《前韵书》撰写的《再造大宋广韵》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官韵书。《广韵》继承了《切韵》、《唐韵》的音韵特点，是汉魏以来的一部综合性韵书，在古声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6)元朝的标准语，虽然主要以元大都(今北京)的语音为主，结合了蒙汉两种语言，但却是“中原之音”。
元初，蒙古语在法律上是国语，但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民间都很难开展工作。后来以元代(北平，今北京)的汉语发音为标准发音，称为“天下通用语”。元朝统治者还规定，学校要用多数发音的“通用语”作为标准音。在中国元代的一些典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如:[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欲正语言，必住中原之声。”【元】范《木与天禁言》:“唯有中原汉文，可通四方。【元】孔琦《致季峥》:“北音正，谓原雅。南方...声音也不一样...这个南方不对。"
[元]在《西塘集》中也说:“乡音不同，但京都朝正。”尽管如此，“中原尹正”仍然很受欢迎。元代高安(今江西高安市杨旭镇)人周德清在《中原之韵》中说:“欲正语言，必居中原之声。”
1998年，韩国发现元代古版《老乞大》，其中“胡同”是明朝以前用中文写的。所有的书都是正宗的元代中原口语，证明了元人说的是汉语，元人的语言是汉语，对研究元代汉语和社会有重要价值。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除一部分蒙古元外，普遍改用汉语，这种阿尔泰语系的“北方语言”在历史上被称为“汉语言”。
明清时期的“官话”是指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方言，并不用于指北方的“汉话”。《老乞大》也记载其“义态”，韩的田里全是韩的字。《中原音韵》是元代方言的反映，真实记录了蒙式汉语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没有入声。《中原音韵》是周德清于元代泰定元年(1324年)所作。它被用来指导韵脚的创作和淡化旋律，并在元代的许多著名戏剧中由押韵词编制而成。
元朝的“汉语言”在明朝中期完全绝迹。时至今日，河南话(尤其是豫东开封)一般都有辅音，比如河南坠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辅音。
(7)明代的“中原官话”脱胎于“中原音韵”。
明清时期，官话被称为“官话”。
《洪武郑云》一书出版于明代，以建康(南靖)方言为基础的吴越语音统一了中国的官方语言和文字。明初颁布的《洪武郑云》的编纂方法与《中原音韵》相同，但仅在词的回韵上与《中原音韵》有许多不同的方言。吴鸿郑云立足于中原的雅音，却不改古韵的反正切。中原音韵体现的是方言，也就是说口音，而洪武郑云体现的是官话，也就是读音，所以两者有异同。《吴鸿郑云》恢复了入声，而不是采用周德清的入三声的方法。
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记录了当时的北京话。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的入声，没有zh、ch、sh等翘曲音，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不是今天的北京话或普通话，而是“中原官话”，即以中原风雅为基础。明朝以前，由于战乱等因素，中原的儒雅影响了明初的都城南京，所以普通话以南京音为准，南京话是当时的标准汉语。永乐年间，都城迁都北京，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人口的一半。南京话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而南京话流行于整个明朝，北京官话范围比较小，地位也比较低。
明朝以前和清朝中期，中国的官方标准语是南京话。明代官方书面语言为文言文，官方口头语言以当时的南京白话为准。显然，明初朱元璋颁布的《吴鸿郑云》的发音体系比当时任何一种方言都要规范严谨。童钦发表的文章《中原音韵》与《洪武比较研究》中写道:“清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汉语语音史上划时代的巨著。..... "洪武郑云》脱胎于《中原音韵》。”
有学者说明代主流社会普遍推崇的语言是“中原官话”，一般情况是“中原语音+当时固有词、新词、外来词+音变→(明初)中原官话。”甚至在南方的一些地方，还以“中原音韵”为荣。【明】吕坤《交泰云》:“中原为南北之会，清而浊，故宋使中原为雅。”【明】杨《通闻多》:“得中原之正调，去五方。”【明】王《方诸官曲律·论识字》:“四方地方音不同，必在中州。”【明】陈《鹏闯图录》:“杭似边人竞，自南渡时，好闹。”[明]朗逸《七修稿》:“城中(杭州)之音，较彼处之音。盖之初，人皆尴尬，欲往宋南，故在家。所以和声音挺像的。”【明】沈崇穗(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在《杜曲训诂》中写道:“以吴侬之方言，代中州之雅，字不通，音义异。谁是周郎的获胜者？不要骂人，以中原之韵为口号。”【明】人和(今浙江杭州人)毛在《徐华正》一书中说:“边之为中州，音为正。杭州人多，又随宋南下，所以杭州合拍。”
(8)清代《中原官话》的背景音系是夏代的语言文字。
从上面可以看出，官话在明清时期被称为“官话”。清朝初期，满语名义上是国语，后来普通话成为国语。满族入主中原初期，维持“国语骑射”的统治，要求满族说满语、写满语，并在北京设置学校，意图是普及满语和满语，这是一项基本国策。但由于满语是北方民族的语言，满族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和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限制了满族的成熟水平。在入门的时候，满语还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语音和语法都非常原始和不成熟，词汇量更少。作为中国的统治者，满族不得不面对使用语言的政治现实。
事实上，清朝定都北京后，带来了北方汉人的文字，很快就规定了以北京话为基础的现代汉语语言文字的发音标准。清初，南京官话仍是官方主流标准语。清雍正八年，开设尹正馆，推广以北京口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另一方面，北京话是在元代旧北平话和南京官话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融合了满语发音的一些成分。清朝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1909年，清朝成立“国语编辑委员会”，即晚清国语。
和元明时期的主流社会一样，清代的人们普遍推崇“中原官话”。从中国语言文字发音标准的演变历史中不难发现，迄今为止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背景音系是夏代的语言文字。后世基本都是以中原官话为主。清代又称为“中原五方之居”。如:【清】王德辉《古误录》:“愚盗指中原五方所居之地，使之为中原音韵所知。”【清】张协成《翻剪简条读横直图公式》:“画图之字，皆依中州之韵填之，士不可因古音而自改，南北之别也。”【清】罗玉《茄子图记》:“摄以开合口，乃在中州声。”【清】周云《山门新词》:“傅中国车书统，韵必在中州。”【清】朴印子《诗韵序》:“言韵严整，韵必在中州。盖合罗当在九界，其声可闻四方。”【清】仁和、潘磊《论比兴南北调》:“河洛之世，雅韵正。”【清】燕若渠，山西太原人(居江苏淮安地区山阳县)，在《古籍疏证》中说:“夏洛名列天下，南北音此处正。”但也要看到，清朝中期以后，由于北京长期处于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官话逐渐由河南话变为辽东汉音(官话的前身)。
从清朝开始，北京官话逐渐分化，作为汉语的标准发音，逐渐分为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普通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中原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分别以京味官话、开封官话、Xi安官话、绵阳官话和扬州官话为代表。民国初期，当时被预定为官方语言的民族语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体。可见南京话曾经以河洛官话为母语。
“中原官话”被北京话取代。北京话有三个来源，东北旗语和北京话。它们是在中原、河北一带流行的、以“洛阳读调”为基础的“官话”基础上结合起来的，带有浓厚的东北风味，形成了后来影响很大的“北京话”。起初，“北京话”的流行仅限于北京旗手和首都不识字的普通百姓使用。皇帝和八旗贵族接触久了，渐渐习惯了这么说。真正改变洛阳方言读音正统地位的，是以皇帝为代表的满清政府的意志。毕竟清朝皇帝是满族，和历代汉族皇帝有很大不同。满清皇帝对汉族知识分子推崇的洛阳话发音不是特别感兴趣，更习惯说“北京话”。时间长了，交流问题就出现了:汉族知识分子说的是“洛阳话”，而皇帝和满族贵族说的是“北京话”，未能实现有效的交流。由于皇帝和八旗贵族都说“北京话”，再加上道光和历代皇帝的大力倡导，过去说洛阳话的汉族知识分子无法坚持，于是“北京话”逐渐取代了“洛阳话”在办公、外交、社交等场合的主流地位，成为上层社会和整个社会沟通的“官方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