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华人(华人为什么不报复印尼)

1、

举旗

196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

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棉兰，数百名中国人扶老携幼，在一所中国中学的操场上升起了五星红旗。

在异国他乡，我更加想念我的祖国。尤其是两年前的“930”排华之后，太多的屈辱和愤怒在这一刻化为激动的泪水，让他们在红旗下更加团结。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政变，随后上台的军政府统治者苏哈托开始反华运动。大量中国人被没收或杀害。

这个升旗仪式是为了表达他们对印尼政府排华政策的不满和回归祖国的决心。

突然，枪声响起。

子弹从暗处射出，五名中国人倒在血泊中。

惊慌失措的人群被冲出来的印尼军警赶走，刚刚升起的红旗被撕得粉碎。

两年前，这些中国人在印度尼西亚拥有自己的商店和企业，但现在他们像难民一样被赶到这里。1965年“9·30”事件后，非印尼公民被禁止从事零售业务，业务不得不转给印尼人。

国内很多店铺都是这样被抢的，有的可能是一家几代人的心血，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当时在印尼的这些中国人，有的是中国籍，有的是中国和印尼双重国籍。1955年万隆会议，中国和印尼签订了双重国籍条约。拥有双重国籍的印尼华人，在条约签订后20年内成年，可以选择印尼国籍或中国国籍。

然而，在大多数印尼华人心中，中国的认同感更强。从明朝开始，中国人就一直去印尼谋生。虽然他们已经在海外很多年了，但他们在中国仍然崇拜中国皇帝。直到明朝灭亡了几十年，他们仍然使用大明的称号。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印尼华侨为革命和民族危机做出了贡献。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梁天成，是从印尼回来的华侨。

这一时期的印尼华侨，无论从国籍还是心理认同上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所以排华事件后，大量印尼华人选择回国。中国也曾四次来印尼撤侨。今天中国仍然存在的许多华侨农场是在这些归国华侨重新定居时建造的。

当时只要中国撤侨的船来到印尼，大家都争着上船。但当时印尼有几百万华人，不可能全部撤离。许多海外华人撤离带回了20万人，这是极限。印尼华人大多拿不到回国的机票，只能“北望中原”，遗民流下了眼泪。

在1967年的升旗事件中，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会惹恼印尼政府，但他们也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表明了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

升旗付出了5名中国人的生命，第二天，数百名参与升旗的中国人遭到报复。他们被卡车运到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被甩下车后，眼前是几间木质茅草房。棚屋里没有日常必需品和设施。印尼政府打算让这些中国人死在这里。

一名中国人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升旗事件后的第二天，他们把我们赶到一个窝棚。棚子里没有比这更糟的了。没有空的地方可以打这家店。所有的泥都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堆积而成的。这是一个晾晒烟叶的地方。我们就把布和衣服放在那边睡觉吧。蛇，一条大蛇，经过。它在那边的草地上。那里什么都没有。我周围都是我自己的东西。你的箱子周围都是一家人，大家都会睡在里面。”

2、

等待来自中国的船。

由于这些茅屋过去是用来晾晒烟叶的，中国人称之为“大烟茅屋”。

这样的大烟棚有6个，每个烟棚住20个左右，一共400多个中国人。被遗弃在这里的中国人，独自一人，仍在等待来自中国的船来接他们回去。

短暂的恐慌和恐惧过后，大家开始齐心协力。第一，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大家一起在空地上搭建了厨房、厕所、淋浴房，各家轮流给大家做饭。饭一到，他们就敲铁桶通知大家来吃饭。

生活问题解决后，大家又建起了简易学校。当时因为印尼政府已经关闭了中文学校，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习中文，一些上过高中，有一定学历的人自愿去当老师。一位名叫杨兆国的中国医生，听说大烟楼后主动免费看病，被称为“大烟楼的白求恩”。为此，杨兆国得罪了印尼政府，被吊销了行医执照。

也有很多印尼华侨同情和敬佩大烟鬼里的华人，偷偷捐钱给他们，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大燕寮是集体生活，大家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工作。在非常时期，这样的团结是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为了防止印尼人骚扰，还成立了“防暴队”，每天晚上挑选年轻力壮的人轮流守夜。白天的业余时间，我还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听中国的广播电台。

当时在中国，这样的集体生活也是以“人民公社”的形式在进行的，经常听中国广播的“寮民”大概早就知道了。

这样的集体生活过了四年，大家的心态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一开始大家都很期待中国撤侨的船，想着回国后的生活，但后来大家都开始认清现实，中国的船再也不会来了。

与此同时，印尼政府收回了这些寮屋，“寮屋”们知道这样的集体生活不是长久之计，不得不重新开始寻找新的家园。

中国富商陈听说了这件事，借给他们一块约15公顷的土地，他们在那里建了一个村子，名叫美大村。

梅达在英语中是金属的意思。

“美达村名为METAL，中文翻译为美达。我也希望这个村子能像金属一样坚固结实”。当地华人这样说。

梅达村原来是一片沼泽荒地，大家一起开荒，盖房子，修路。只不过这次不是建集体宿舍，而是每户建独立屋。

20世纪70年代新建的梅达村

多年以后，一个“蜗居者”还是很怀念当初的集体生活。他写道:“三十三年！时间带走了岁月，却抹不去苦涩的岁月和那段艰苦奋斗的历史留下的创伤。大岩寮是一个大熔炉。从熔炉中锻炼出来的人受到烈火的洗礼。老挝人民是勤劳的中国人！棚户区居民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

渐渐地，越来越多失去财产的中国人来到这里，他们被接纳和欢迎。梅达村人口最多的时候有400多户2000多人。

当大家都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有的人还在想哪天中国的船来接他们。

当时大家商量在村里建一座佛寺，这样就不用去很远的地方拜佛了。但遭到了一些老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我们以后要回国，不能搞封建迷信，这是不允许的。”

当时，梅达村的人们通过广播了解到中国正在开展一场反对封建迷信的运动。如果外人知道这里在搞封建迷信，会不会影响他们以后回国？

但是，梅达村的大部分村民已经知道，中国回不去了。面对现实，他们想在这里扎根，过上好日子。

3、

植根于印度尼西亚的“英雄村”

对于任何一群白手起家的人来说，他们都是年轻一代的英雄。

在荒无人烟的沼泽地，梅达村第一代村民真的可以用“铺路开山林”来形容。

他们最早是从“小贩”做起，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步行十几里地，背着自己的东西在乡镇卖。还有的每天骑自行车十几里路出去打工，一点一点积累资本。

等有了一定的资本和客户，就开始经营小店，开加工厂，买车，跑运输。“美达村”最出名的是皮包加工厂。

20世纪70年代，印尼政府开始大力发展经济。一时间农民工流动增加，直接刺激了纺织业的发展，尤其是箱包、皮包的需求。美达村的华人很快抓住了这个商机，成立了皮包加工小作坊。全村80%的家庭在全村从事缝制加工皮包。梅达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皮包村”。

“我从1978年开始制作皮包。那时候小作坊在家里，在客厅做裁缝，和姐姐弟弟妹妹一起做，父母也会帮忙，就一台缝纫机，主要是姐姐操作。一天能做2、3筐，一筐能卖2万荷兰盾”。一位村民这样回忆道。

梅达村很多家庭也是如此。有了一个又一个皮包，美达村的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大家有钱了，就开始扩大规模，投资其他工厂。如今，“美达村”拥有一批现代化的加工厂，工人基本都是雇佣当地土著。

大家富起来之后，也没有忘记1965年“9·30”事件带来的教训。一旦中国人民遭遇不幸，他们会团结起来共同抵抗。

1998年，印尼爆发“黑色五月”排华事件，所有在印尼的华人都遭到排斥和迫害。梅达村的中国人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拿起武器保卫家园，打退了前来闹事的暴徒。被印尼华人称为“英雄村”。

庆祝梅达村建设50周年

从1975年开始，也就是万隆会议规定的选择国籍的20年期限，所有留在印尼的华人只能选择印尼国籍。从国籍法来看，他们不再是中国人。

他们在印尼扎下了根，成为印尼1000万华人中的一员，这个国家拥有除中国以外世界上最多的华人。

印尼华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美达村”的华人在苦难之后涅槃重生。他们因为一次又一次的升旗而流离失所。他们在大岩寮期待中国的船，在沼泽建立“美达村”，称他们为“中国的好孩子”，这是他们应得的。